澳大利亚减排目标过于保守，逐渐脱离全球低碳潮流

澳大利亚的人均温室气体排放量位居世界前列，并极易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最近，澳大利亚发布了2030年的碳排放削减目标，但该目标受到了广泛的批评。

不出所料，澳大利亚右倾政府的减排计划十分保守，许多人认为这不足以显著减少澳大利亚对化石能源的依赖。

澳大利亚总理托尼·艾伯特在周二称，到2030年，澳大利亚的碳排放将较2005年减少26%-28%；澳大利亚政府辩护道，与其主要经济对手相比，其人均减排量可谓是首屈一指。

但反对党指出，根据历史记录，2005年的排放量尤其高，如果将其作为基准年，澳大利亚政府的减排目标简直是“低得可怜”。

同时，环保群体认为，如果澳大利亚想要与全球合作，尽快减少排放、阻止气候变化失控，当前的削减目标还远远不够。

澳大利亚气候研究院的分析认为，根据今日公布的减排计划，到2030年澳大利亚的排放只能较1990年减少20%；但在同样的标准下，美国将减少32%的排放。

该减排目标是澳大利亚国家气候计划的核心，也就是所有国家都必须提交至联合国气候谈判的‘国家自主贡献目标’（ ）。

2013年，澳大利亚政府废除了之前实施的碳税计划。此后，鼓励使用可再生能源和提高能源效率的‘直接行动计划’成了澳洲政府气候政策的核心。

但批评人士称，对一些行业而言（如交通），该方案不足以促使其弃用煤炭，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澳洲的重要性

澳大利亚的气候政策之所以受到国际社会的密切关注，主要有如下几个原因：该国拥有巨大的化石能源和金属工业，所以其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为世界最高水平；这些行业对华出口的依赖日益增强，这是相当危险的。

随着中国采取行动整治大气污染，并计划减少煤炭在能源结构中的比重，煤炭行业可能出现搁浅资产。

此外，能源经济与金融分析研究院的最新研究报告指出，印度计划实现煤炭自给自足，并推广使用太阳能，这可能意味着澳大利亚采矿企业的出口市场将所剩无几；过去10年澳大利亚一直积极鼓励采矿行业发展。如果该报告所言不虚，那么这些政策就显得十分荒谬。

气候脆弱性

澳大利亚不仅是温室气体的主要排放国，同时也是全球变暖的主要受害国。澳大利亚拥有广阔的次大陆土地，气候极为干燥，而集中于墨累盆地的出口农业也依赖于日益减少的水源供给。

2013年，澳大利亚遭遇了史无前例的热浪侵袭，气象预报部门不得不在天气图上新增一种新的颜色；同时，悉尼、墨尔本、堪培拉的市郊经常发生伤亡惨重、难以预测的丛林大火。

澳大利亚的大部分居民集中于海滨城市，这些区域极易受到海平面上升的威胁；而澳大利亚严格的移民政策也使得太平洋岛国的居民难以逃入该国。

在过去十年，气候政策一直都是澳大利亚政坛的核心议题，工党总理凯文·拉德和茱莉亚·杰拉德的卸任都与此有关。

科学界普遍认为气候变化是人为造成，但澳大利亚的右翼政党对这一观点嗤之以鼻，并大肆保护化石能源游说团体。托尼·艾伯特曾将气候科学称作“垃圾”，并公开嘲笑可再生能源的使用。

愈加孤立

随着去年资源同样富饶、大城市也极易受到干旱和洪灾影响的美国与中国共同宣布减排，艾伯特在国际社会中愈加孤立。

虽然有一些批评的声音认为美国（年在的基准上减排26%-28%）和欧盟（2030年在1990年的基础上减排40%）的目标不够深入，但与澳大利亚（比美国的承诺晚五年）相比，它们却积极得多。

日本最近公布的减排目标饱受指责，而艾伯特政府的方案被认为同样令人失望。
美国总统奥巴马在上周公布了备受争议的《清洁电力计划》，为推行该方案，奥巴马与化石能源游说团体及其政治支持者展开了激励的斗争；这对艾伯特而言是不可想象的，他对所有重大事件都采取二元的看法，并自豪地表示支持资源产业。

代价惨重

澳大利亚总理是一位虔诚的天主教徒，年轻时曾短暂地接受过神职培训，但他的减排目标却与教皇在五月发布的通谕不甚相符。

这一通谕指出，各国领导人有义务采取更多的行动应对气候变化，弃用化石能源，转用低碳能源。但对艾伯特而言，煤炭才是上帝。

许多观察者认为，如果继续发展化石能源产业，阳光充沛的澳大利亚将失去在全球可再生能源大繁荣中一展身手的宝贵机遇。

此外，联合国气候谈判即将召开，对其他资源丰富的国家而言，澳大利亚如此保守的减排目标并不是一个很好的榜样。如果谈判达成的协议不够强力，澳大利亚的经济未来则未在旦夕，澳大利亚智库组织气候委员会如是说。

据该组织称，预计干旱的增加每年将给澳大利亚带来73亿澳元（53.4亿美元）的损失，相当于每年将损失其GDP的1% 。
大选

明年的大选可能是澳大利亚设立更高减排目标的最大希望。随着经济的不断下滑，自由党政府渐失人心，工党有望重新执政。

但由于资源行业分布着大量的工会成员，工党内部就减排方案的细节也存在着争执。

作为中左翼党派，工党还没有透露其所青睐的2020年后减排目标，但它的确指出政府当前目标过于保守。

一些智库组织称澳大利亚必须在2005年的基准上实现50%的减排，但这可能需要数月才能达成定论。

但可以肯定的是，随着海平面上升的威胁不断增加，澳大利亚附近的南太平洋小岛国家将会在巴黎气候峰会上恳求各国采取更为严厉的措施。

二次房改”不是回到福利分房时代

月5日，深圳市出台了《关于深化住房制度改革加快建立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供应与保障体系的意见（征求意见稿）》，这是我在去年年底提出中国应该启动“二次房改”以来，全国出台的第一个关于住房制度改革的方案。

从《意见》看，深圳这次“二次房改”的核心内容，是将深圳的住房分为四大类：一是市场商品住房，占住房供应总量的 40%左右，以普通商品住房为主；二是人才住房，占住房供应总量的 20%左右； 三是安居型商品房，占住房供应总量的 20%左右，重点面向符合收入财产限额标准等条件的户籍居民供应；四是公共租赁住房，占住房供应总量的 20%左右，面向符合条件的户籍中低收入居民、为社会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相关行业人员、先进制造业职工等群体。在统筹考虑未来新增人口对各类住房的需求基础上，计划到2035年，筹集建设各类住房170万套，其中人才住房、安居型商品房和公共租赁住房总量不少于100万套。

按照深圳相关部门的解释，出台意见稿的初衷，在于希望通过出台新的住房制度，解决深圳当下房价高企导致的供应不平衡、结构不合理、保障不充分的问题，统筹解决好市民的各种住房需求，着力构建高端有市场、中端有支持、低端有保障，多层次、差异化、全覆盖的住房供应与保障体系。同时通过这个住房制度的创新，为全市的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更大的一种支撑，也为全国从住房制度的改革探索新路子。

众所周知，深圳在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进程中一直承担着改革的排头兵和开路先锋的作用，全国先行先试的政策，大多选择在深圳落地试点，深圳曾多次不负众望，在中国诸多改革领域杀出了一条血路。在“二次房改”启动之际，大家对深圳的房改是有期待的，这是事实。深圳拿出一个什么样的房改方案，深圳在二次房改上有那些突破和创新，对全国都具有示范作用和重大意义，而解决好住房问题，解决好中国房地产健康发展问题，无疑是中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体现。但在认真地读完“意见稿”的全文之后，我的总体看法，深圳拿出的这份意见稿与我对“二次房改”的期待距离实在太大，除了个别地方，有一些亮点，总体而言，与我个人期待的在土地制度、供应制度、金融制度等方面的制度创新和突破乏善可陈，甚至一些制度设计与房地产市场化的方向背道而驰。这份意见稿，重大突破实在太少了，我仔细搜罗，如果说一点小小的进步也算的话，那么，勉强而言在我看来有三个不是亮点的亮点：

一是在多主体供应方面有进步。提出了包括房地产开发企业、住房租赁经营机构、市区政府、人才住房专营机构等八大供应渠道。其中，“支持社区股份合作公司和原村民，通过“城中村”综合整治和改造，提供各类符合规定的租赁住房”，以及“支持社会组织等各类主体，建设筹集具有公益性质的各类住房。”值得期待，但突破到多大程度，还需要看具体操作。

二是在土地的多渠道保障方面，除了提出的一些常规性的土地利用计划，提出了开展城际合作，落实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推动建立都市圈城际住房合作机制，结合轨道交通和产业布局，在临深片区开发建设人才住房、安居型商品房和公共租赁住房。这在整个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如果有重大突破，可谓进步。

三是在住房金融方面，提出深化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探索建立住宅政策性金融机构，为市民租购住房提供长期稳定的政策性金融支持。稳步推进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试点，支持金融机构创新住房金融产品和服务。

除了这三点之外，我认为这份承载着“二次房改”先行方案重任的意见稿在重大制度突破方面的举措实在太少了：第一，在土地供应制度以及土地交易方式等方面没有重大突破，特别是集体土地入市方面，没有任何突破性的提法，而土地制度的改革在我看来是二次房改的关键和基础；第二，在租售并举层面，对于如何体现“租售同权”，没有任何突破性的提法，只是泛泛而谈。应该意识到，住房租赁市场之所以不发达，关键不在于缺租赁房，而是缺制度和政策；第三，在住房金融方面，只是笼统提出探索建立住房金融机构，但没有具体的方向和突破点；第四，如何利用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的契机，以湾区为思维主体解决住房问题，没有具体的思路和举措。

特别是，在住房类别的设计上，将住房分为市场商品住房、人才住房、安居型商品房、公共租赁住房四大类，这意味着深圳未来住房市场的结构60%以保障为主，市场商品住房占全部住房的比例只有40%。意见稿规划到2035年筹建的170万套房中，其中人才住房、安居型商品房和公共租赁住房总量不少于100万套，这意味着纯商品住房只有不到70万套。而在用地上，意见稿也规定，在新增居住用地中，确保人才住房、安居型商品房和公共租赁住房用地比例不低于 60%，同时在新出让居住用地中提高“只租不售”用地比例。更进一步压缩了商品房的空间。

市场只占40%，而政府保障部分达到了60%，很显然，这不是一个以市场为主导的解决未来住房问题的改革思路。这在意见稿的指导思想上也体现出来，提出正确处理住房经济属性和民生属性的关系，把民生属性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以满足新市民住房需求为主要出发点，以建立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为主要方向，以市场为主满足多层次需求，以政府为主提供基本保障。传递出的信号是，未来房地产市场将以政府主导为主，这有很大的回到福利分房的嫌疑。很显然，这和房地产市场化的方向是背道而驰的。必须指出，从98年开始的第一次房改，坚持市场化的方向，可以肯定地说，不管房价如何暴涨，不管房地产市场化过程中出现了多少问题，第一次房改的20年解决了中国人住房短缺问题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就此而言第一次房改的市场化方向无疑是正确的。第一次房改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并不是市场化的方向错了，而是与住房相关的制度改革和制度建设的落后。在各地把房地产当成支柱产业和唐僧肉的情况下，房地产的制度建设严重滞后，中国在住房制度建设层面几乎处于一片空白，几乎都是短期的调控政策，要么为调控高房价疲于奔命，要么为刺激房地产绞尽脑汁。但市场化的总方向没有错，必须清醒地意识到，正是因为市场化，才在短短地20年解决了住房严重短缺的问题。放弃了市场化的大方向，重新回到政府主导供应的格局，我认为这是中国住房改革的一大倒退，是会付出惨重的代价的。中国房地产市场过去20年出现的问题要么是市场化不彻底，比如土地供应，要么是政府错位，干预太多导致，而不是市场化的方向出了问题。在这个根本性问题上如果犯错误，代价将是惨重的。我们很难想象，深圳未来60%的住房供应靠政府解决。

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3年10月中央政治局学习时，对于中国房地产制度有非常精辟的描述，值得中国在“二次房改”中认真学习和贯彻，他提出了住房制度四个层面的问题：第一，中国住房存在的根本问题，不仅仅是住房困难家庭的基本需求尚未根本解决、保障性住房总体不足，还有住房资源配置不合理不平衡等问题；第二，提出要处理好住房建设上的 “四大关系”，包括：政府提供公共服务和市场化的关系、住房发展的经济功能和社会功能的关系、需要和可能的关系、住房保障和防止福利陷阱的关系；第三，肯定了住房的市场化改革方向，提出了构建以政府为主提供基本保障、以市场为主满足多层次需求的住房供应体系，政府保障20%，市场解决80%；第四，提出住房的顶层设计设计问题，要求总结我国住房改革发展经验，借鉴其他国家解决住房问题的有益做法，深入研究住房建设的规律性问题，加强顶层设计，加快建立统一、规范、成熟、稳定的住房供应体系，倡导符合国情的住房消费模式。特别是，他肯定了市场化的方向，政府只能保障那些的确需要保障的人群。我总觉得，深圳的人才房是个怪胎。

房子应该回归民生，这没有错，但回归民生不等于回到福利分房，不等于放弃市场化的方向，回到政府主导的道路上来。就此而言，我对深圳房改的方案是极其失望的。他不仅没有在土地制度、金融制度等方面有任何大的突破，反而在市场化的方向上做出了令人不得不怀疑的选择。这势必对下一步全国性的“二次房改”会有重大的影响。我希望各界对深圳的“二次房改”方案进行讨论，以便在“二次房改”的大方向上大家达成共识，并期待在一些重大制度层面能真正实现突破

五湖记：世界水日特别博客

不论河流、湖泊还是海洋，水都是中国人文化想象的重要地标。“五湖四海”至今仍然是最常用的成语，表示“来自全国各地”之意。

然而这个文化符号在现实中却面临着深重的危机尽管被称为中国第一大淡水湖，鄱阳湖的面积却没有一个固定的数字。这个通向长江的巨大浅湖每年都会随着长江水位的升降经历急剧的水位变化，湖泊面积在3000多平方公里和100多平方公里之间摇摆，有着 “洪水一片、枯水一线”的说法。

枯水季节的鄱阳湖为远道而来的候鸟提供了食物补给及栖息落脚之地，每年秋冬无数候鸟从西伯利亚长途跋涉来此过冬。

近10年来鄱阳湖连续出现枯水时间提前、枯水期延长、水位超低等现象。极端情况下，湖边的居民区甚至遭到停水。除了气候变化，世界最大水电站三峡大坝对鄱阳湖水位的影响也备受争议。

江西省鄱阳湖水利枢纽建设办公室打算在长江和鄱阳湖间修建一道水闸以缓解这一问题。但反对声认为，隔断长江和鄱阳湖不仅阻碍鱼类洄游，冬季过高的水位也令候鸟难以适应，造成生态灾难。此外，减少鄱阳湖输往长江的水量又会不会影响下游诸省市的水安全呢？目前看来这场争议还将继续下去。

青海湖——第一大湖触底反弹

青海湖位于青藏高原东北部，是中国最大的咸水湖泊，也是第一大湖。和其他湖泊正面临水域面积缩小不同的是，青海湖近年的水位年年走高，似乎已走出低谷。

青海省地理监测部门从1974年开始监测其湖区面积，发现从当年到2004年，湖水面积缩小了253平方公里，为1974年面积的5.67%。10年前，中外对话曾对青海湖的连年萎缩表示担忧，但出人意料的是，青海湖面积从2005年开始逐年回升，2016年已经几乎回升到42年前的巅峰状态。

2017年2月，青海省地理普查显示，青海湖流域地区自然生态环境维护良好。青海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认为，除了退耕还林还草、植被修复等人为养护因素，气候变化导致的区域降水和冰川融水增加也是青海湖触底反弹的重要原因。威胁着诸多低海拔岛屿和海岸命运的气候变化竟成为中国第一大湖的利好因素，这实在令人五味杂陈。

乌梁素海——靠农业维系的湖泊

这个位于内蒙古，栖息着200多种鸟类的美丽湖泊养育了世界上同一纬度最大的湿地。严格说来，乌梁素海是一个由人类活动维系的半天然半人工湖——它由黄河改道形成。但如今80%的湖水来自于周边农田排出的灌溉水，仅有少量来自降水。

从1965年到1975年，当地人民用十年时间在黄河、农田和乌梁素海之间修建了一个现代化的排水体系，使得灌溉水可以快速排入乌梁素海，好让湖中的植物和微生物吸收水中残留的化肥，“净化”后的水再从湖泊的另一个出口流回黄河。

这一整套从黄河引水，从乌梁素海泄水的灌渠网络使乌梁素海附近的河套平原地区成为中国北方最重要的农业生产基地之一。而农业退水也挽救了乌梁素海本该干涸的宿命，使其成为鸟类天堂和旅游胜地。

但这个看似完美的系统如今却处于失效边缘。专家指出，中国的化肥施用量在过去40年间增长了55倍，而如今乌梁素海已无力净化流入其中的化肥残留。近十年来，每年夏季湖水都面临着富营养化导致的黄藻爆发风险，而覆盖水面的黄藻会加剧水质恶化，从而影响从鱼到鸟的整个生态系统。

罗布泊——记忆中的湖泊

从空中俯瞰宛如一只巨耳的罗布泊是新疆的一个已经干涸的大湖。1920年代，罗布泊面积据测算还有3000平方公里，是北京城区面积的两倍多；而迟至1959年还有科考人员在罗布泊上泛舟。人们至今无法准确断定罗布泊干涸的原因和时间，只知道其所在的地区极其干旱，一旦上游河水断流，仅仅3、4米深的罗布泊就可以在几年时间内彻底干涸。

这片已经消失的水域似乎总是与传奇相伴。20世纪早期的传奇瑞典历险家斯文·赫定（Sven Anders Hedin）在一片戈壁中发现了它，后来的考古学家依据挖掘出的文物断定罗布泊流域曾是古“丝绸之路”上一片重要的绿洲。更具传奇色彩的是，1980年和1996年，两位中国著名的探险家彭加木和余纯顺先后失踪于罗布泊遗址，尸骨至今下落不明。

现在的罗布泊已成为一望无际的戈壁滩，夏季高温时天空不见一只鸟，被称为死亡之海。

太湖——耗千亿元治理的湖泊 

“太湖美，美就美在太湖水，水上有白帆哪，水底鱼虾肥……”，《太湖美》是中国传唱最广的一首赞美湖泊的歌曲。但在2007年，这个美好的画面被彻底打碎。当年，太湖蓝藻暴发，水质恶劣且臭不可闻，湖边的无锡市民1周用不上干净自来水的新闻传遍媒体。超市、商场桶装水被抢购一空。

太湖位于中国经济发达省份江苏省和浙江省的交界处。太湖流域以全国0.4%的国土面积创造着约占全国1/8的国民生产总值。太湖流域城市化水平居全国之首，但与此同时该地区单位面积排放的污染物量也是全国的9倍。排放进太湖的污染物不断累积致使水体富营养化，最后爆发蓝藻危机。

太湖的污染给当地政府造成了巨大代价。截至2014年，各级政府已经为太湖流域污染治理累计投资至少960亿元，并还将投入约1164亿。

但与此同时，太湖的治理也走出了新的道路，成为中国水污染治理的榜样：太湖流域是全国第一个试点排污权交易的流域; 而江苏也是全国最早建立企业环境信用评价体系的省份之一。

近年来，太湖流域水质总体有所改善，但蓝藻水华暴发的威胁仍未去除。——中国人均淡水资源不仅排在全世界最低的行列，而且还在继续减少。与此同时，仅有的淡水资源还面临着污染威胁：化肥使用量继续高居世界第一，纺织、造纸等水污染严重的工业也规模巨大，工农业水足迹居高不下。

值世界水日之际，中外对话为您盘点中国五个标志性湖泊的现状。需要注意的是，旧的“五湖”概念仅指几百年前东、中部地区的几个淡水湖，我们的盘点则将视野扩大到整个中国内地。